看待法国对外表态的方式，有一个明显的特点，那就是选择特定国家作为比较对象。这一传统延续了六十多年，从戴高乐时期延续到马克龙，现在被提及的国家依然是中国。今年在联合国大会上，马克龙的演讲主要讨论人工智能，虽然表面上许多人关注的是他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批评，但我们更应看到，马克龙提到的“中美”对照实际上是法国对华政策的一种延续。经过六十多年的历程，如今的思考方式有了新的变化。

在2026年9月22日的纽约联合国总部，第81届联大总辩论揭幕，马克龙在讲台上投入了大量时间讨论人工智能。他直言不讳地指出，全球人工智能的权力越来越集中于几家大型公司之手，而美国和中国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参与者，掌握了核心技术、计算能力和研发节奏。法国对此深感忧虑，担心未来社会发展将受到这几家公司的规则操控。紧接着，他为欧洲指明了发展方向，强调每个地区都应当建立自己的计算能力和人工智能生态系统，还需要能够独立审计这些模型。他提到了欧盟、加拿大、巴西、印度、印度尼西亚、非洲海湾国家及新加坡，呼吁大家共同建设开源前沿模型。

简单来说，中美已稳占现实舞台中央，欧洲则希望能够更直接地参与其中，找到合适的位置。马克龙一贯的风格是承认与中美的差距，但不愿意成为任何一方的附庸。同样在这一天，特朗普也站上了讲台，引入了“超级智能”的新词，明确表示美国拒绝任何全球性的AI管控方案。两位来自不同阵营的领导人在联大上展开了截然不同的观点。马克龙所说的“不该有人成为大国的附属”其实是有针对性地在对中美发言，而更深层次的意义是在向欧洲传达信息。欧盟的真正担忧来自于老欧洲国家，这并非偶然之举。

在2026年6月15日至17日随法国主办的第52届G7埃维昂峰会上，马克龙在记者会上指出，能够独立完成前沿大模型开发的国家屈指可数，除了美国和中国，其他国家几乎难以实现。法国正在努力推动本土初创公司Mistral AI，以期在这个核心圈中占据一席之地。这一论述在埃维昂和纽约两次大会上重复，思路清晰而愈发迫切。早在2025年9月，马克龙在纽约联大时同样提到，欧洲在AI基础能力上相较于美国有差距，必须依靠立法和监管争取先机。

在过去的一年中，马克龙重新审视了这一现实。引人注目的是，六十多年前戴高乐所计算的同一笔账，其实并未改变。1964年1月27日，法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，成为西方国家中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。四天后，戴高乐在爱丽舍宫召开了备受瞩目的记者会，详细阐释这一举措的重要性。这一行动发生在美苏冷战期间，那时全球被分为两个阵营，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往往首先停留在其所处的阵营，而不是其实力上的评估。戴高乐则采取了相反的立场。

在那次讲话中，戴高乐明确指出，尽管苏联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共鸣，但国家利益并不会完全一致，长远而言，中国仍将根据自身利益独立行事。这一论断在当时的欧洲被视为颠覆性的见解。法国与中国建交的另一层含义是，戴高乐从未打算对中国的社会制度给予认可，他在记者会上清晰地表达，外交承认与价值认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。实际上，法国主张先去掉意识形态的滤镜，重视现实的力量来重新认识世界。换句话说，如果牌桌上有一位显而易见的选手，即使立场不同，也无法视而不见。忽视现实力量将导致重大战略失误。

回到现在，冷战时期的两极地图早已不再，而AI的新格局正展现在眼前。中国的位置是否发生了变化？从马克龙的战略表述来看，他始终关注着这一核心议题。戴高乐曾经担心法国在美苏两极化的背景下失去外交独立，而今天的马克龙则在担心欧洲是否会在中美两个技术极之间被锁死，失去在数字领域的主权发言权。使用的工具从核武器和工业转向了算力、模型和芯片，但法国真正关注的核心问题即选择权则一直未变。

然而，这一切都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。既然马克龙对中美的认知如此清晰，那么欧洲的下一步该如何规划呢？虽然口号喊得响亮，但算力不会因为演讲而自然增长，模型不会因情怀而被训练出来，芯片也不会因为几句外交辞令而脱离机房。要在这场博弈中立足，法国必须在产业上投入实际的资源与资金。2026年9月16日，欧盟委员会正式宣布，19个成员国已在设计AI领域的首个“欧洲共同利益重大项目”（IPCEI-AI），而法国则是主要推动者之一。这一举动本身就传达了信号，当前欧洲关注的焦点早已超越了传统的监管规则。过去，欧洲谈论AI时，最熟悉的标签包括伦理、监管和《人工智能法案》，而如今，他们开始关注更深层次的课程，涵盖计算基础、前沿模型以及完整的产业链。无论规则多么完美，如果手中没有筹码，仍然只能被动应对。